|
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独自决定经费怎么花 巨额经费的增加,首先应该保证它的合理使用。从过去的境况看,一方面经费短缺,另外一方面不合适的使用也很多。 朱永新说,以职业教育为例,前两年国家增加了100亿元的职业教育经费,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给每个中职学生发放每年1500元的补贴。 在他看来,这个投向不尽合理:对很多家庭富裕的学生而言,这笔钱没有意义;对困难家庭的学生来说,他看到富裕的孩子也拿1500元,会觉得很不公平。 重点高校建设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过去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投入,是偏向学校而非学科,有些学校的钱就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到各个学科去了,对推动学科发展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 “同样的钱怎么花,的确还是一个大学问。”朱永新说,首先要避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个部门说了算。 在朱永新看来,应该建立一个由社会各界人士,比如来自财政、教育、发改委等部门的人士,也可以吸纳教育家、社会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一个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对超过一定金额的教育经费进行全面规划和监督。这方面,在2010年的纲要中已经有所体现。其次,对教育经费的使用要进行全程监控,比如对培训各个环节经费使用的监督。 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 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也是个大问题。朱永新主张把经费更多地用于促进国家的教育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走的是效率优先的道路:各个地方建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示范小学、示范中学,这样的结果,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最后,学校和学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和地区之间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今,很多教育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都与此有关。 “政府首先必须要把增量部分用在雪中送炭上,帮助最薄弱的学校发展。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朱永新说。他建议,把增量部分用在最薄弱的学校、最边远地区的学校、最弱势人群的教育上,用在长期以来欠账太多的地方,包括在大学里面优先向地方高校倾斜。 合理使用巨额经费的关键是项目决策过程的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 以撤点并校为例。朱永新曾经去过贵州一个山区,那里的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小时山路,每天这样来回走四个小时。当地的条件也根本不可能通校车。 朱永新说,当初作出这个决策,更多想的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升农村教育品质,让学校集中起来好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教学效率更高一些,孩子们受的教育更好一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过程中很多问题没有细致考虑。 在其他国家,农村有很多微型学校,几个孩子、几十个孩子,再配上几个老师。“没有必要一刀切,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最怕的是一窝蜂一刀切。”他说。 朱永新坚持认为,任何决策都必须有专家论证,有公众的听证,有小规模的试点,有不同区域的实验。“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