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疯狂学而思”报道，家长远比我们想象的理性

    面对“疯狂学而思”报道，家长远比我们想象的理性

    近日北京初雪，暴雪预警陆续在北方拉起防线，然而整整半个月以来，“学而思”事件仍旧高温不下。大众对国内培优市场的热切关注，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

    11月9日，杭州《都市快报》以人民日报对中小学生减负的报道为角度切入，剑指当地培优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一家机构令家长和学生“疯狂“。8个版面的轰炸式报道很好地迎合了长期以来应试批判的舆论与大众对教育压力的情绪，也让这家名为“学而思”的培训机构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该不该上，要不要上，能不能上“一直是围绕国内教育培优市场亘古以来不衰的讨论话题。然而这三个话题下反应出的家长的诉求、孩子的意愿、家庭经济能力，在抉择培训机构时，三者始终仍存在难以完美调和的矛盾。

    自报道以来，不断有媒体发声，质问“是谁逼疯了家长”。“学而思”无可退让地成为大众情绪的引爆点，事件本身随即上升为社会舆论对应试教育的集体痛踩。

    焦虑的群众为焦虑的家长打抱不平，焦虑的家长索性抛弃了一切冷静。然而这场教育事件实在不该沦为一场群体性大发泄，“声泪俱下”的声讨也必将让我们最终回归清醒。

    不可否认，确实让家长“上心”了

    ——谁刺激了这种需求？

    在这么多的声音中，我们一直能听到这样一道指控，“培优机构利用了家长的焦虑和教育资源稀缺这一刚需”。

    似乎无可辩驳。

    培优市场诞生的最原始需求，就是直接来自于学校教育与家长期待之间的落差的目标鸿沟。

    学校能够减负，家长却不能停止为孩子操更多的心。在互联网平台还未真正唾手可及之前，在这其中受家长依赖的培优机构扮演者，则扮演了“第三方教学工具”的角色。在这里，家长“把孩子丢给老师就行”的概率越来越低，培优机构截然不同的快速反馈机制和家庭参与模式，让家长对自身作为孩子学习和成长不可分割的角色认识正在不断深刻。互联网时代和信息化技术让传统培优机构得以通过在线平台整合、扩散教育资源，也让更多学生和家长尝到了甜头。我们曾经欣慰地看到，在与培优机构的配合中，家长正从对孩子成绩的“上心”逐步深化成对家庭教育、学习引导角色本身的“上心”。百花齐放的亲子教育讲座、名师公开课，都成了家长亦或是家庭趋之若鹜的对象。

    这份“上心”又是在何时变成了焦虑？

    在家长意识到压在孩子身上的这份教育竞争压力，怀揣着对更好的教育资源的渴望的同时，也比任何时候都直接感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所带来的威胁。更好的成绩、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人生上升通道，渐渐被寄托在培优机构能够帮忙“拉高”的起跑线上。

    寄托越大，资源的错失越引激怨。

    然庆幸的是，在这之中，我们不乏听到一些反思的声音。

    一位来自北京的小学生家长说，“学而思确确实实给家长带来了很多帮助，让我们更加参与孩子的学习，了解他的压力，至少让小孩能跟上学校的进度，有时间去攻克其他学科。”另一位杭州的初中家长也提出对如此“妖魔化”的情绪的不认可：“不要把家长的焦虑放大！”

    培优机构的存在本身，是为提高学生效率、节省时间的工具。在这个初衷被扭曲成“精疲力竭”的现实时，利益驱动者并非机构本身。

    在众多声讨培优市场风向中，针贬培优机构教育模式让人才“机器化”的时候，有不少家长提出了质疑，一位上海的小学三年级女生家长说道，“导致孩子被当成机器教的，难道不是有些家长不合时宜的期待吗？！”

    家长的焦虑不论有多大，毫无疑问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去解决；放大情绪，炮轰市场诚然令我们看到问题的盲区，也并非解决矛盾的理智选择。

    只是给“需要”的孩子一个机会

    ——谁判断了这种需求？

    培优市场这几年的兴起，不得不说赤裸裸地反映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竞争之间的需求鸿沟。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最落差的现实点大概在于——为什么“竞争感”上去了，“竞争力”却没有上去呢？

    有需求所以存在。学校以外的教育资源，从一份文具到一套教辅书，从考试大纲到到海量在线课件，从培优机构到互联网平台，都是家长和学生出于自身提升的选择。高效的渠道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受众市场容量。也许当培优机构的目标成果与升学目标能够达成一致，我们便获得了“该上”的判断，也许当培优机构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我们便相信了“要上”的判断；至始至终，让这份判断最终生效的，不过是选择者本身。

    市场容量急剧扩张的时候，培优机构为保证有限资源下的教学质量而限制名额，为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有了分班测试。而这些却成了加剧家长学生焦虑的指控。

    把分级压力的错推给培训班的入学测试的大多数人，是否在顾左右而言他？

    在微博中有一位学而思家长的评论让人叹息。“学而思只是给了需要更多教育的孩子一个机会。也许家长的本能就是望子成龙，会塞给孩子他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至少学而思做到了。”

    家长这份“判断”的责任，并不能通过那些谴责转嫁。

    不仅是培优机构、乃至社会大众、学校、政府，或是大环境，都应该成为当代家长群体作出理智判断的引导者，而非尖锐话题。这也决定了我们到底是成为优质资源的获益者，还是社会矛盾和资源落后的受害者。

    我们批判大时代，批判应试教育理念的利益相关者

    ——是谁引导了这份需求？

    “学而思”事件下，我们批判大环境、批判畸形的竞争漩涡、批判教育制度，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环境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首当其冲的推波助澜者。

    也许在教育资源有限和分配不均的客观当下，“应试需求”并无法完全避免被牵引，焦虑情绪病无法完全被斩断，但若我们能保持清醒，就没有理由再惧怕这些问题被恐慌引爆。

    我们不能阻止制度的漏洞或是夹缝的利益，但我们能推动一切先进的观念和实体为创造更好的教育大环境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