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期（1949-1966）

    三.本时期的教学与教研工作

    一九五三年六月，市文教局所作《青岛市四年来中等学校工作总结》对五0年代中前期的教学情形有如下表述：

    “解放后至五0年春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进行一系列大活动，以打破旧的学习秩序、学习观点和学习态度……。五0年秋提出加强文化教育……，但是由于我们对‘教学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缺乏明确认识，三年来未曾有计划地开过比较正式的教学工作会议，局长未到校听过一堂课，局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局长作大报告(时事政治之类)，召开行政性的干部会议，半年一次的工作总结和重点工作意见的布置上，对教学工作的具体帮助指导很少。半年一次的《重点工作意见》也偏于空洞，不能明确提出教学中的中心问题与解决办法。

    “由于文教局未抓住教学工作，对学校缺乏明确要求和指导，学校负责同志除少数对教学工作有意识地给以一定重视外，一般都是偏于行政事务的处理，放松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

    以上表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重政治，轻业务，重恢复，轻创新的社会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各校的教研活动几近荒废，日常教学工作也凭教师的职业道德自为进行。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文教局明确了学校应以改进教学为中心工作，减轻教师教学以外的负担，给他们充分的备课时间，倡导教师互相听课，取长补短，以提高教学质量。

    至一九五四年，教学工作有了以下改观：

    1.提高了备课要求，责成教师全而深入地把握教材，写出教案，课堂提问的问的问题课前设计，使之起到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作用。

    2.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政治思想教育内容自然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现象大大减少。

    3.作业批改得到改善，从粗枝大叶到精细严格;从抽阅轮阅到全批全改。对作业中的错误均做反馈指正。有的教师使用了“学生作业登记表”，“作业错误登记表”，以督促学生及时完成作业，纠正错误。

    自此始，学校逐渐形成了教学研究的机制。

    青岛三中地处市区北部，这里是青岛的工业区，又是城乡结合部，学生多为工农子弟。下表为一九五0年在校学生之比例

    学生中没有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而这两种学生一般文化素质较高，家庭文化氛围亦好，因而升学率较高。就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整个五十年代，三中的高考及文体教学却成绩斐然：

    五三届田祥安，五六届常乃环，刘殿求，五九届姜华山相继考入清华大学。

    五六届纪玉倜，、曹仁法考入天津大学。

    五六届吴国瑞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五七届田公倬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五七届孙孚是我国第一个海洋物理学博士。

    五九届崔盛元考入北京大学。

    五九届马世昆考入复旦大学。

    一九五九年前每届高中只招收两个班，高考中各班只有二三名学生落榜。一九五九届高中四个班，200余人考入高等院校，升学率达90%以上。

    六十年代前期，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中央发出“生产救灾”的通知，学校承担支援农业的任务。学生每天在校上课时间压缩为五小时四十五分钟。减少了非重点学科课时，取消了一批非重点学科，减少学生作业，未取消的非重点学科(史、地等)立足当堂消化，不留作业。取消了晚自习。

    一九六0年学校制定四条措施：

    1.坚持落实“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学，普遍实行精讲多练，当堂复习巩固的方法。为让学生及时掌握所学的内容，对重点学科两节连排。

    2.严格备课要求，各组固定集备时间。重点内容大组集备。定时去学生中备课，以发现教学中的不足。教导处参加从备课到评课的全过程。

    3.以老带新，互相听课。要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教改精神。各科教师相互听课，取长补短是促进教改的好办法。新教师经验不足，须向老教师学习。教导处排课时，将同科新老教师的课错开，以便实行。

    4.抓出勤，抓补课。支农劳动结束后，学生必须及时回校上课。因劳动耽误的课程必须补足。各科教师应采取集体补课和个别补课结合的办法，必要时可上门补课。

    一九六0年秋，750余名师生参加“三秋”支农劳动，历时45天，计33750个劳动日。

    同年，陈忠强、李骥、李鸿业、曲志杰组成的高三班主任小组因班主任工作出色，高考成绩突出，被评为市先进集体，派代表出席了在济南召开的山东省文教群英会。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学年度第一学期，学校对教学工作做了部署：

    1.进一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统一安排教学、教研、业务进修、学生活动、劳动时间。对各科公开课、专题研究、听课、检测内容及次数、教师自备、集备时间亦做统一调整安排。

    2.加强“双基”教学中各环节的落实。组织教师结合各科教学目的研究双基的内容、范围及实施方法、创出经验，由重点学科扩展到全部学科。

    3.校级干部深入教学，加强领导。改以往校长、副校长→教导处→教研组的间接联系式为校长、副校长、教导处→教研组、教师的直接联系式。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0节，参加教研组备课不少于4次。

    4.搞好学生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全校28个班主课的测验、考试成绩进行分析，指导教学。

    同期，贯彻国家“精兵简政，减少城镇人口”的政策，全校58名符合回农村生产劳动条件的学生有23人回到农村，另有23人自愿将户口迁回农村。

    一九六二年后，国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教育系统着手落实中央“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走向深入和细化：由强调“双基”到强调“基础知识向基本能力的转化”;从“精讲多练”的一般要求到“在熟悉教材摸清学生情况的基础上仔细考虑如何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进行透辟的讲解”;从给文化落后生补课到明确提出“因材施教”的原则。同时指出应做好教学中的几个“衔接”工作(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高中与大学)。初一教师要研读小学教材，了解小学教法;高一要用4—6周时间复习初中所学，然后再开新课;高三要培养学生系统听课、查阅参考资料、阅读自学及记课堂笔记的能力。

    对教学、教研、教改的上述原则与要求一直贯彻到一九六五年暑期。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此即“七三”指示。秋季开学，全国掀起落实“七三”指示热潮。据《青岛三中1965—1966学年度第二学期工作计划》载，减轻学生负担，关心学生健康成为共识，因而，“少而精，启发式”的教学原则被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几乎取代了对课堂教学的其他要求。

    六十年代中前期是青岛三中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教育、教学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特色的时期。许多各具特长，日后成就卓著，广有影响的人物就出自这一时期。其中

    孙增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青岛日报》社主任编辑。

    杜祖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究员，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特等科技奖获得者。

    江崇梅，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厂长。

    许东，山东大学副校长，山东大学晶体管研究所所长，半导体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博士师导，中国光学学会、稀土学会理事。

    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