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期（1949-1966）

    二.本时期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

    一九五0年代的中前期，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爱教育”。时值朝鲜战争爆发，校内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一九五一年元旦后，保送去各种军事院校的学生60多人，应征入伍的人数居全市中等学校之首。其余师生则纷纷解囊参与“我为祖国捐飞机”行动。

    一九五七年，国家颁布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参加生产劳动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必修内容。一九五八年，国家进入“大跃进”时期，学校组织师生投入大炼钢铁运动，校内建起小高炉，土法炼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

    一九六0年代，国家遭遇经济困难。“生产自救”成为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时中央掀起支农高潮。1960-1961学年度第一学期，组织师生750余人赴即墨普东公社劳动45天，计33750个劳动日，收大豆1969亩，地瓜1699亩，花生300亩，播种小麦6330亩，豌豆172亩。积肥50000斤，浇地265亩，为菜地拔草7300斤，割山草4300斤，割地瓜蔓220亩，挖野菜5812斤。

    校内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教育，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时事政治教育。

    政治思想教育的原则是“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的原则，从培养学生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尊敬师长、团结友爱、勤劳俭朴、诚实勇敢等良好习惯入手，逐步提高其思想觉悟。教育学生校内校外要言行一致，切实扭转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现象。

    “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着重正面启发，积极诱导，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及时发现和培养学生的优点，鼓励他们积极上进。对犯错误的学生，要启发其自觉，耐心帮助改正错误。坚决纠正粗暴压服、变相体罚和放任自流的错误做法。

    “要充分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要根据年龄、性别、个性特点、家庭出身、学生干部或一般学生等不同类型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进行活的教育。”

    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措施：

    1.加强政治课的主导作用，提高政治课的质量;

    2.有计划地利用班会和校会及团队活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3.加强班主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作用，由一名校级干部分管班主任工作;

    4.教育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人人作思想工作的风气;

    5.加强与家长及校外教育机关的联系，密切配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6.加强应届毕业生的教育工作，使之树立正确的升学观和就业观。

    这一时期的学生进入社会后，产生了多位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如1950届初中毕业生吕可英曾担任山东教育厅厅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1957届高三·1班郑敦训，曾任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1957届高三·2班秦尧基，曾任山东省枣庄市市长;1958届高三·1班管凤亭曾任青岛市人大办公厅主任;1959届高三·2班崔盛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一级审判;1959届高三·1班刘秀英曾任青岛市妇联主任，市人大副主任。1959届高三·2班姜华山曾任青岛市科委主任。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校、校团委、学生会组织学生学习、宣讲雷锋事迹，“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艰苦奋斗”等雷锋精神一时蔚成风气。同年夏天，学校与青岛警备区联合举行军事夏令营，野营返途中突遇大雨，山洪暴发，部队车辆被水冲入李村河，高二·1班团支部书记孙洪祯下水抢救国家财产，被大水裹挟，冲出几十里路，因公牺牲。事后青岛市的报纸、电台都报导了这一事迹。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

    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贯穿这一时期始终，直至一九七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