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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教授:这是我们的责任! 昨天,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就“钱学森之问”致信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那么,这些教授为何要“上书”?采访中,教授们都表达出一个观点:这是我们的责任! 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芮必峰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原因是否仅仅在学校? 在教育上,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答案。模子是事先造好的,合上为好,合不上为差。所以,钱老说,我们培养的学生,不敢说前人没说过的话,不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 近年来,各高校都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到空前高度。新东西是不同于过去、不同于别人的东西。然而,我们欢迎学生和我们争辩是非吗?我们愿意倾听下属的“异见”吗?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 冀望有个根本改变 卞利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钱老晚年思考的问题,大概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 贝时璋院士几乎和钱老同时离我们远去,他曾质问一位北大教授:为什么在美国做的、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自然》上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回答是:体制,是科研经费体制和考核机制。 我们的高校扩招带来的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本科生和研究生质量提高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也感到无奈,学生就业压力太大,不再有学习的动力了。冀望能够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