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机情书与暮年的白玫瑰
——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三

    引发《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作的两个动机，一是马尔克斯父母的恋爱史，这可以从年轻的电报员阿里萨，和美丽富有的费尔米纳的故事中看到；二是作者在墨西哥读到的一则报道：两位近八十岁的美国老人，每年都在墨西哥约一次会，坚持了四十多年，最后一次被抢劫的船工用木桨双双打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地下恋情才得以曝光。这则新闻在小说中，仍是以报道的方式出现，在阿里萨和费尔米纳暮年复合之时，他们分别从广播里和报纸上获悉了它。

    马尔克斯在谈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一部爱情长篇。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来个悲剧收场。而我所写的这部小说里，那一对情侣是事事顺遂，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感情。我却要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这是一个善良却难以实现的意图：漫长的等待、无止境的思念、一次又一次的遭拒绝、老迈重逢时的无奈与尴尬――整部爱情长篇洋溢着马尔克斯式的孤独绝望，以及难以言传的迟暮感伤。所以，我更愿意把马尔克斯期冀的“快乐”，解作一种博大悲悯的情怀。

    事实上，从写作的第一天起，马尔克斯从未停止过这种悲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他说道：“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对生活的同情，使得马尔克斯不贴标签，不摆姿态，他时而极端政治化、时而极端个人，在暴力的风潮中保守，在诸人皆退时激进。马尔克斯得到的诺贝尔授奖词的赞誉是：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中，“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但他却没有在这个最高评价之上坐享其成，而是很快推出一本让所有熟悉他风格的读者意外的作品――一本纯粹的爱情小说。并且，他勇敢地告诉全世界：“我认为描写爱情的小说和任何其它小说一样，都是极有价值的。”

    这种微妙的延续与转变，是作者对自身状态的服从。衰老让眼睛更关注身体，让头脑更关注内在。某种纯净与洞视，只有在年龄的帮助下才能达到。因此，《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我心目中，是马尔克斯最富人性的一本小说，而那种独特的马尔克斯式精简法，也在其中发挥到了极致。

    举例而言，小说对死亡的处理就是精简法的典型。在早年谈论自己的电影故事《艰难的爱情》时，马尔克斯曾说，“爱情和死亡离得很近”。《霍乱》一书对死亡这个次要主题，也有若干表现。其中的一次，就是促成马尔克斯动笔的那则新闻。但区别于其他喜欢戏剧化的爱情读本的是，马尔克斯把这样的重量级素材，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一个细节：费尔米纳在收听古巴圣地亚哥广播小说时，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随后，阿里萨在信中，把这条消息的剪报寄给了她，但没有做任何评论。这短短的三百字之后，费尔米纳只是偶尔一两次，怀着伤感再度回忆到它。这是标准的马尔克斯式的减法：通过转述、选择时态等方式，把容易戏剧化的东西削弱抚平。

    这样的处理，也可以从另外几次对死亡的描述中见到。马尔克斯的很多小说开场，都涉及一个已经或者将要死去的人，《霍乱时期的爱情》也不例外，开头第一段，就是乌尔比诺医生的好友阿莫乌尔利用氰化金气体自杀的事件。但作为一个事件，它已是过去时表述了，尸体是静止的，而阿莫乌尔与女佣间神奇的爱情，也是通过遗书和未亡人的简单叙述来间接勾划。如果说，这里的刻意淡化还包含其他技术考虑――比如不想把读者的注意力过多地从尾随而来的主人公乌尔比诺医生的死亡上分散开去，那么近末尾处，阿里萨花朵般的十几岁小情妇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的死，似乎就不必顾虑效果上的喧宾夺主了。事实上，对于维库尼亚死亡的描述，已经精简到叙事的边界：一处只短短几句话，提到小女孩在未上锁的箱子里发现了阿里萨写给费尔米纳的信，下一次就是阿里萨在与费尔米纳出游的船上接到报告维库尼亚死讯的信件。

    相比之下，主人公之一――乌尔比诺医生的死亡较为奇特：这位威严庄重、身名显赫的八十多岁老人，居然是在搬梯子爬树抓鹦鹉时摔死的。在这里，作者显然试图以某种“不合时宜”的反常，来打破情境的模式化；还有诸如让递给初恋情人的书信沾上一粒鸟屎，也是类似的“疏离”。如果说，这种对“情境”的在意还隐隐透露着刻意，那么马尔克斯在另一些细节上，则全然没有了“情境”的概念，因而“生活”也被更彻底地还原到绵延的初始状态。

    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在常人心中可能琐碎到不值一提，而马尔克斯则把它们放大、提升（与前面淡化戏剧性情节的处理方式相反）。其中之一是阿里萨的情书：青年阿里萨充满矫情词藻的书信，都是“用职业抄写员的清秀的字体写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而暮年的阿里萨重新给初恋情人写信时，开始使用打字机，马尔克斯不厌其烦地描述老人如何从秘书兼旧情人的办公室搬了台打字机回家，如何记熟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如何练习盲打，如何撕了打打了撕，如何在细心关注了称谓、签名、信封花饰等细节之后，发出这样一份宛同“恰如其分的商业函件”的信；之后阿里萨又突然想到了送花，“由于给一个新寡女人送花，以花表意就成了难题。一朵红玫瑰花象征火热的激情，有可能对她的守丧是一种触犯。黄玫瑰花有时象征好运气，但通常情况下是表示妒嫉。有人跟他谈到过土耳其黑玫瑰，也许那是最合适的，可是他院子里没有。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冒险带一朵白玫瑰，他本人不象喜欢其它玫瑰花那样喜欢它，因为它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意思。最后一刻，为了避免费尔米纳多心说玫瑰刺有什么含意，他把刺全部掰掉了。”寡妇费尔米纳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阿里萨送来的不含任何意义的白玫瑰。这样花费笔墨、照顾周详的小细节比比皆是，如果把它们用理论批评的解剖刀，从文中剔出来单个观察，也许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像中性的白玫瑰一样，显得毫无深意。可一旦将它们放回文中，叙述就立刻因为这些绵延不断的细节而流动起来。

    我们不妨把警句式的书写与之比照。如果说细节是为了还原，警句就是和它作用相反的浓缩化合。《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也间或夹杂警句，比如，“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以下”、“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控制反感”……

    这些机智的语言，在绵密博大的细节之网的映衬中，难免显得小器。虽然它们朗朗上口，提纲挈领，便于传诵和记忆，但对阅读造成的效果就是：给一泄而下的叙述流以一个停顿，一次阻断。

    我们可能会渐渐遗忘《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某些细节描写，它们精彩贴切，但也不起眼，不惊人，它们为整体服务，最完美的效果，就是让人们意识不到它们。

    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对某些警句印象深刻，比如一个曾经美丽的女人的伤感叹息，“我已经老了”（《情人》），或者激情澎湃、排山倒海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洛丽塔》）。它们醒目、简洁，让人记忆深刻。尤其是，它们可以被直接引用，或者脱离原有语境，改换原有涵义，嫁接到其他文本中去。因此它们更容易成为讨巧，甚至程式化的东西。在通俗读本中，它们就堕落为陈词滥调。这是写作的惰性，还是阅读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