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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来源:当当网 2012-09-14 16:02:40

    

    编辑推荐

    “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 并非所有的教师, 都配称“先生”。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百年教育之魂魄,是国之方向性指标。那时的先生们,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内容简介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份崇敬。一种精神。

    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一书以十集大型纪录片《先生》为基础,结合《新周刊》的“先生”专题文章,以十位先生的个性经历为经,中国社会变革为纬,将其莫不传奇的性格性情、命运经历、学术作为,以及他们的善良、无奈、焦虑和欢喜,在点滴中渐次呈现,充分反映了先生们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的独特全貌,让读者走近他们,走进那个时代,感受他们,了解他们,了解那个时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传承。也亦为现今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先生都学贯中西,不仅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对西方的民主科学感同身受;他们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却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母鸡般,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后辈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毫不吝啬提供经世学问之坐标以及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和民族的兴盛赢得时间、空间。他们既清贫又富有,不仅有激情,还有理性;他们不断张扬民主、科学,并点滴努力推动着国家的进步。

    目录

    前 言/一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序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胡 适/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梅贻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张伯苓/公允公能,日新月异

    晏阳初/办平民学校,以造就“新民”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梁漱溟/以乡村建设工作重建中国秩序

    竺可桢/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相伯/“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后记一/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后记二/我看十大先生

    后记三/“大先生”固然奉献更大,“小先生”一样光荣伟大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熊培云

    曾经有作家感叹我们中国人少有世界意义,今天焦虑的民族主义者则直言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其实,考察历史,放眼华人世界,我们可以骄傲,较之其他民族,中国人在现代、当代史上的文明贡献几乎不遑多让。晏阳初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余世存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经盘踞的威海卫交还中国,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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